黄仁宇先生提出了“大历史观”，那么何为“大历史观”？我们可以在《万历十五年》里略窥一二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全书阐述了一个观点：中国两千多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造成了种种社会弊病，至明代而极，所以明朝的灭亡在所难免。
围绕这一观点，黄仁宇先生选取万历皇帝朱翊钧、大学士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作为几个不同的切入点，上至皇帝、大学士，下至基层文官、将领、文人，夹杂以其他各阶级人士，呈现出当时“以道德代替法制”所造成的社会颓势，以黄先生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”。
这一总记录庞杂、细致，但是不孤立。纵向关联明朝前后各个时期乃至中国古代官僚体系发展的各个时期，横向联系同时代的不同阶级、不同视角的人的或缓或急。
比如记录万历皇帝。皇帝既是一个人，又是一个机构。放在整个纵向的历史中说，他只是诸多皇帝中的一个，代表着整个帝国道德的最高典范，作为皇帝个人的特质被皇帝这一机构所掩盖，他必须约束自身，从而自上而下约束群臣，再通过层层文官机构，约束百姓。而作为历史的一个剖面，他个人又体现出对于“道德代替法制”的无奈。低效的文官制度本是为了在不通文理的百姓中间普及道德，而且确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过成效，但是目前却成了万历皇帝行动的桎梏。
而这一桎梏又在张居正、申时行等其他人身上得到体现。同为首席内阁大学士，两位阁老行事方式可谓大相径庭。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，即维护朝廷统治。社会要想稳定，势必不能动其根本。而冗杂的文官集团正是朝廷的立足之本。他们是连接朝廷与百姓的纽带，是以道德标准判断是非的执行者。一方面，依靠文官集团管理百姓的弊端暴露无疑，连征收军队的粮饷都是从几十个不同组织拼凑而来，可见效率低下；另一方面，若要直接改革，则要动了朝廷根本。因此面对这一矛盾，张居正选择用自己的强力手段，既维持着庞大的文官集团，同时又慢慢削弱与自己执政理念不符的文官力量，试图以一己之力让明王朝向着自己愿景的方向走。而申时行则是靠着自己的中庸之道，充当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和事佬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没有明确证据证明，他们两人有想要改变“道德替代法制”这一现状的倾向，他们只是想要在不动其根本的情况下让明朝更加稳定。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在他们之前的中国历史都是朝着加剧这一趋势的方向发展的，他们不过是历史中的“小人物”。同为“小人物”，海瑞、戚继光等人就显得更加渺小。他们也在这种低效的体制中作出种种失败的尝试，同时也受到更多的约束。虽然看起来似乎也有成功的时候，比如戚继光在战场上的成功。但是这些胜仗也仅仅是暂时性的，不动摇根本，就不能使接下来的行动更有效率。尤其是想要阻止一个王朝的灭亡。
万历十五年是微不足道的一年，同样在万历十五年中的这些人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正是这些微不足道，钩连起历史前后，交织成一张大网。于是历史的脉络清晰明了，这些种种，都指向同一观点：以道德代替法制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弊病的根源。
这种立体的、不孤立的历史观，就是大历史观。
虽然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说，自己只是在写历史，不存在“以古讽今”。但是这种大历史观的价值不仅在于给我们一个客观看待历史的角度，更给了我们一个审视自身的一个大的格局，给了我们一个在“以古为鉴”的时候更宽阔的视野。
